目前越來越多的英國人服用抗抑郁藥物，在過去的十年里，這種藥物的使用率已提高一倍。在2000年，有2000萬個處方中包括抗抑郁藥，但去年這一數字已攀升至3900萬。

報道指出，雖然這種提高可部分歸因于經濟衰退，但專家認為誤診也是一大原因。事實上，英國《柳葉刀》雜志最近刊載的一份研究發現，在每一百名被醫生認為屬抑郁和焦慮的病患中，就有16人屬于誤診。

發生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，醫生主要通過兩個非常基本的問題來確診患者是否患有抑郁癥：在過去的一個月里，你是被情緒低落、沮喪或絕望所困擾?在過去的一個月里，你是否因無興趣做事而困擾?

對此，萊斯特總醫院精神病科顧問醫生亞歷克斯-米切爾醫生表示：“從理論上來講，醫生不能僅僅依賴這兩個問題判斷患者是否患有抑郁癥，雖然這是一個被英國臨床優化研究所(NICE)認證的抑郁癥診斷方式。”米切爾補充說：“這不完全是醫生的過錯，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更長的調查。我們的發現，與病情輕微的患者相比，病情嚴重的患者一般不會誤診。”

不過，米切爾醫生的研究還表明，每周至少有兩名患者帶著完全沒必要、甚至不利身體健康的抗抑郁藥物走出診療室。這使英國每年增加成千上萬的抑郁癥患者。最常見的抗抑郁藥物為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(SSRI)，這類藥物有一系列潛在不良副作用。例如，食用賽爾特，有可能出現食欲不振、情緒不穩、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、心律不齊以及提高白內障發病幾率等副作用。

一名正在服藥的患者克萊爾-摩根還發現停止服用這些藥物非常困難：“醫生說停止服用藥物沒有問題，但當我嘗試著停藥時，我發現驚慌恐懼的癥狀會變得極為嚴重，會讓人想自殺。我甚至在網上搜索自殺的方法。我不想這樣活著。”

但現在，一名研究人員已經發現，這些抗抑郁藥幾乎就是一種安慰劑——而該藥物產業企圖隱藏這一情況。在美國，英國赫爾大學心理學家歐文-科茨(Irving Kirsch)以《信息自由法》為由，獲得了制藥公司在為其藥物申請許可時所提交的全部數據。科茨教授綜合公開結果及未公開結果后發現，抗抑郁藥的負面結果并未公開發表，而事實上所有品牌的SSRI都與安慰劑無異。科茨指出，更為糟糕的是，雖然制藥公司及美國管理者都知道這一事實，但他們卻選擇將此事對醫生和病人保密。他引用美國聯邦藥物管理局的一份內部備忘錄稱“對病人或醫師沒有實際價值”。這點表明，SSRI幾乎就相當于安慰劑。

此外，科茨在提及談話療法時表示：“談話療法是一種更安全、更有效的選擇。”事實上，克萊爾-摩根及其他多數病人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談話療法，而不是服用“有害的”藥物。從2004年開始，英國臨床優化研究所便溫和向醫生們推薦，通過談話療法來減輕病人的沮喪或焦慮情緒。

對此，最好的證據便是所謂的認知行為療法(CBT)，該療法旨在集中改變病人與負面情緒有關的思維。而且，認知行為療法的效果非常明顯：那些接受這種療法的病人的復發率低于服用抗抑郁藥的病人。一項研究顯示，接受認知行為療法治療病人的復發率僅為5%，而服用抗抑郁藥物病人的復發率則高達40%。

此外，生活在倫敦的36歲的化妝師路易絲-勒克斯頓(Louise Luxton)還發現，即使是那些在服用抗抑郁藥物過程中獲益的病人，也經常表達對提供幫助的臨床醫學家的感激之情。勒克斯頓患有焦慮癥，她在服用一種名為“百憂解”的抗抑郁藥物，但她表示“感覺很痛苦”。她說：“賽樂特曾在一段時間里發揮作用。但是時間一長，病情就變得十分糟糕。賽樂特根本就沒有效果。”而真正有效果的是藥物與談話相綜合的療法。

“醫生告訴我太焦慮時應該怎么辦，而且他還找到了適合我的藥物，真希望能更早遇見他。”路易斯現在已經幸福地結婚了，而且打算要一個小孩。不過，談話療法的病例很難找到。據精神健康基金會最近的研究表明，近3/4的醫生給患者開了藥物，因為無法進行談話治療。實際上，路易絲必須承擔治療費用。她說：“如果你沒有那份錢，那么前景就會非常渺茫”。

三年前，英國政府宣布支出1.73億英鎊，訓練一支由3600人構成的治療師隊伍。到2011年的時候，這些治療師就能夠遍布全英國，為受抑郁和焦慮折磨的病人提供治療。領導該方案的大衛·克拉克教授對達到這一目標很樂觀，他說：“到2011年的時候，所有治療師就會到位，而且我們在未來三年內向另外90萬名患者提供治療”。

雖然英國政府宣布明年投資7000萬英鎊提供更多的治療師和中心，但還未制定詳細方案。對于克萊爾布言，她很明白這種供應的重要性。她說：“如果從一開始我就能夠見到治療師，那么所有的事情也許就會不一樣。有人可能會發現我的癥狀并不是抑郁癥的表現”。“許多人說他們受益于抗抑郁劑，但當患者說他們服藥后很難受時，醫生需要表現的更加負責。增加藥物使用量并非解決之道。”